第408章 娱乐文被连累枉死的过气“童星”10
第408章 娱乐文被连累枉死的过气“童星”107
雪下了一整夜。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安慧拉开窗帘——整个北京都是白的。
树枝挂满雪，像开了一树白花，早起的人在雪地上踩出一串串脚印，歪歪斜斜地通向小区每个出口。
她打开手机，看到刘姐发来的消息：一个表演类综艺邀请她去做导师，录十期，片酬很高，档期在明年三月，问要不要考虑。
她直接回了两个字：不接。
想了想，又补了一句：以后综艺都不用问我，除非是宣传新剧，或者公益类的。
刘姐回了个“ok”的手势和一个小人叹气的表情，安慧笑了一下，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起身去洗漱。
路过穿衣镜时，她停下来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。
二十四岁了，素颜，头发乱糟糟地支棱着，穿着旧t恤和睡裤，脚上一只灰色一只粉色的毛绒拖鞋——另一只粉色的不知道被踢到床底下哪个角落去了。
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笑着对自己自己说：“早安，安慧。”
然后转身走进厨房。
冰箱里有鸡蛋、牛奶和一包切片面包。她拿出两个鸡蛋、一杯牛奶、两片面包。
把面包放进吐司机，按下按钮，接着打鸡蛋、点火、倒油，在平底锅里煎出两个太阳蛋。
吐司机“叮”的一声响了，面包跳出来，金灿灿的，外酥里软，她把煎蛋夹在面包中间，放在盘子里，倒了一杯牛奶，坐在餐桌前慢慢吃。
窗外的雪停了，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，把雪地照得亮晶晶的，像铺了一层碎钻。
安慧嚼着面包，看着窗外。
这个瞬间，她忽然想到一个词——日常。
就是那些普通的、不起眼的、看起来不值得被记住、却最终构成了一个人大部分的瞬间。
比如吃早餐，比如看雪，比如拆一封信，比如在镜子前和自己道早安。
这些瞬间不会出现在任何一部电影里，不会被任何一座奖杯嘉奖，不会被任何一个人记住。
但它们很重要。
因为它们是证据——证明她在这里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好好地、认真地、不想辜负地活着。
吃完早餐，她把盘子洗了，回房间换衣服。
今天要去工作室看一个新剧本，然后和刘姐开会讨论明年“尘光计划”的落地执行方案。
后天飞贵州，去那所已经建好的小学看看，顺便和龙校长商量另外三所学校的选址。
大后天回北京，继续排练《海鸥》的第二轮演出——十二场，开年后连演两周。
日子被安排得满满当当，像一本写得密密麻麻的日历，每一页都写着要做的事、要去的地方、要见的人。
安慧喜欢这种感觉。
她换好衣服，拿起包，穿上靴子，走到玄关。她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家——客厅干净整洁，茶几上放着一本翻到一半的书，阳台上有一盆养了一个多月的绿萝，长得很好，叶子绿得发亮。
电视柜上并排摆着几座奖杯。
她看了一眼那些奖杯，笑了一下，然后拉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门在身后关上，“咔嗒”一声。
走廊里很安静，只有靴子踩在地板上的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很有节奏。
她按下电梯按钮，等了几秒，电梯门打开，她走进去，按下一楼，门关上，轻轻一震，开始往下走。
安慧看着电梯门上映出的自己的影子——深灰色大衣，黑色靴子，头发扎成低马尾，脸上没有化妆，眼睛很亮。
电梯到了一楼，门打开，冷风从单元门的方向灌进来。
她缩了缩脖子，把大衣领子竖起来，踩着厚厚的积雪，一步一步往外走，身后是一串清晰的、深深浅浅的脚印。
雪后的阳光很亮，亮得她眯起了眼睛。
年后，二月底的一个清晨，安慧被手机震动吵醒。
屏幕上是刘姐发来的消息，连着好几条，像连珠炮似的炸开：
“有个电影项目，你看看。”
“导演是程砚声。”
“他要见你。亲自。”
安慧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
程砚声。
华语电影界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，不需要任何人来教她。
两座金狮、一座金熊、六次入围戛纳，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常客，被《影刊》称为“这个时代最接近电影本质的导演”。
他的上一部电影《长河》在国际上拿了一圈奖，国内却没能上映。有人说是题材太敏感，有人说他根本不在乎能不能上映。
他拍电影的节奏很慢，快则三年，慢则五年，选角更是出了名的苛刻——被他选中过的演员都说，程砚声的片场不像片场，更像是某种修行。
安慧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好几秒，然后回了一条：“什么类型的片子？”
刘姐秒回：“他没细说，就说叫你见面聊。”
紧接着又发来一个定位，是东四环外的一间工作室，约的时间是明天下午三点。
安慧靠在床头，手指摩挲着手机壳。
她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激动，反而很平静。
第二日下午三点，安慧准时出现在程砚声的工作室。
那是一个改造过的旧厂房，水泥地面，大扇落地窗，阳光从西面斜射进来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拉出很长很长的光影。
墙上挂满了分镜图和工作照，有些是程
砚声自己拍的，有些是其他导演的剧照，新旧交织，像一座私人电影博物馆。
程砚声坐在一张旧木桌后面，面前摊着几本写满笔记的本子，手边放着一杯茶。
他比安慧想象中要瘦，头发花白了大半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薄毛衣，袖口起了毛球。
光是看外表，像个退休的老教授，而不是那个在全世界拿奖拿到手软的导演。
他抬起眼睛看了安慧一眼，没有起身，也没有寒暄，只是抬了抬下巴，示意她坐下。
安慧在那张旧木桌对面坐下来。
“看过我的电影吗？”程砚声开门见山。
“看过。《长河》《冬蝉》《渡口的人》，都看过。”
“哪一部最喜欢？”
安慧想了想：“《渡口的人》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它没有答案。”安慧说，“我看完以后难受了好几天，但我不知道自己在难受什么。”
“后来我想明白了，那可能就是你想让我感觉到的东西——人生中有些事情不是用来解决的，是用来承受的。”
程砚声沉默了几秒钟。
他的表情没有变化，但安慧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。
雪下了一整夜。
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安慧拉开窗帘——整个北京都是白的。
树枝挂满雪，像开了一树白花，早起的人在雪地上踩出一串串脚印，歪歪斜斜地通向小区每个出口。
她打开手机，看到刘姐发来的消息：一个表演类综艺邀请她去做导师，录十期，片酬很高，档期在明年三月，问要不要考虑。
她直接回了两个字：不接。
想了想，又补了一句：以后综艺都不用问我，除非是宣传新剧，或者公益类的。
刘姐回了个“ok”的手势和一个小人叹气的表情，安慧笑了一下，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，起身去洗漱。
路过穿衣镜时，她停下来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。
二十四岁了，素颜，头发乱糟糟地支棱着，穿着旧t恤和睡裤，脚上一只灰色一只粉色的毛绒拖鞋——另一只粉色的不知道被踢到床底下哪个角落去了。
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笑着对自己自己说：“早安，安慧。”
然后转身走进厨房。
冰箱里有鸡蛋、牛奶和一包切片面包。她拿出两个鸡蛋、一杯牛奶、两片面包。
把面包放进吐司机，按下按钮，接着打鸡蛋、点火、倒油，在平底锅里煎出两个太阳蛋。
吐司机“叮”的一声响了，面包跳出来，金灿灿的，外酥里软，她把煎蛋夹在面包中间，放在盘子里，倒了一杯牛奶，坐在餐桌前慢慢吃。
窗外的雪停了，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来，把雪地照得亮晶晶的，像铺了一层碎钻。
安慧嚼着面包，看着窗外。
这个瞬间，她忽然想到一个词——日常。
就是那些普通的、不起眼的、看起来不值得被记住、却最终构成了一个人大部分的瞬间。
比如吃早餐，比如看雪，比如拆一封信，比如在镜子前和自己道早安。
这些瞬间不会出现在任何一部电影里，不会被任何一座奖杯嘉奖，不会被任何一个人记住。
但它们很重要。
因为它们是证据——证明她在这里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好好地、认真地、不想辜负地活着。
吃完早餐，她把盘子洗了，回房间换衣服。
今天要去工作室看一个新剧本，然后和刘姐开会讨论明年“尘光计划”的落地执行方案。
后天飞贵州，去那所已经建好的小学看看，顺便和龙校长商量另外三所学校的选址。
大后天回北京，继续排练《海鸥》的第二轮演出——十二场，开年后连演两周。
日子被安排得满满当当，像一本写得密密麻麻的日历，每一页都写着要做的事、要去的地方、要见的人。
安慧喜欢这种感觉。
她换好衣服，拿起包，穿上靴子，走到玄关。她回头看了一眼这个家——客厅干净整洁，茶几上放着一本翻到一半的书，阳台上有一盆养了一个多月的绿萝，长得很好，叶子绿得发亮。
电视柜上并排摆着几座奖杯。
她看了一眼那些奖杯，笑了一下，然后拉开门，走了出去。
门在身后关上，“咔嗒”一声。
走廊里很安静，只有靴子踩在地板上的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很有节奏。
她按下电梯按钮，等了几秒，电梯门打开，她走进去，按下一楼，门关上，轻轻一震，开始往下走。
安慧看着电梯门上映出的自己的影子——深灰色大衣，黑色靴子，头发扎成低马尾，脸上没有化妆，眼睛很亮。
电梯到了一楼，门打开，冷风从单元门的方向灌进来。
她缩了缩脖子，把大衣领子竖起来，踩着厚厚的积雪，一步一步往外走，身后是一串清晰的、深深浅浅的脚印。
雪后的阳光很亮，亮得她眯起了眼睛。
年后，二月底的一个清晨，安慧被手机震动吵醒。
屏幕上是刘姐发来的消息，连着好几条，像连珠炮似的炸开：
“有个电影项目，你看看。”
“导演是程砚声。”
“他要见你。亲自。”
安慧揉了揉眼睛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
程砚声。
华语电影界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，不需要任何人来教她。
两座金狮、一座金熊、六次入围戛纳，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常客，被《影刊》称为“这个时代最接近电影本质的导演”。
他的上一部电影《长河》在国际上拿了一圈奖，国内却没能上映。有人说是题材太敏感，有人说他根本不在乎能不能上映。
他拍电影的节奏很慢，快则三年，慢则五年，选角更是出了名的苛刻——被他选中过的演员都说，程砚声的片场不像片场，更像是某种修行。
安慧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好几秒，然后回了一条：“什么类型的片子？”
刘姐秒回：“他没细说，就说叫你见面聊。”
紧接着又发来一个定位，是东四环外的一间工作室，约的时间是明天下午三点。
安慧靠在床头，手指摩挲着手机壳。
她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激动，反而很平静。
第二日下午三点，安慧准时出现在程砚声的工作室。
那是一个改造过的旧厂房，水泥地面，大扇落地窗，阳光从西面斜射进来，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拉出很长很长的光影。
墙上挂满了分镜图和工作照，有些是程
砚声自己拍的，有些是其他导演的剧照，新旧交织，像一座私人电影博物馆。
程砚声坐在一张旧木桌后面，面前摊着几本写满笔记的本子，手边放着一杯茶。
他比安慧想象中要瘦，头发花白了大半，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薄毛衣，袖口起了毛球。
光是看外表，像个退休的老教授，而不是那个在全世界拿奖拿到手软的导演。
他抬起眼睛看了安慧一眼，没有起身，也没有寒暄，只是抬了抬下巴，示意她坐下。
安慧在那张旧木桌对面坐下来。
“看过我的电影吗？”程砚声开门见山。
“看过。《长河》《冬蝉》《渡口的人》，都看过。”
“哪一部最喜欢？”
安慧想了想：“《渡口的人》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因为它没有答案。”安慧说，“我看完以后难受了好几天，但我不知道自己在难受什么。”
“后来我想明白了，那可能就是你想让我感觉到的东西——人生中有些事情不是用来解决的，是用来承受的。”
程砚声沉默了几秒钟。
他的表情没有变化，但安慧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了一下。